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星合证券壹快评｜“苏超”的作业该怎么“抄”

因为高考，本周末没有“苏超”，部分人的失落感，比周四晚上国足输球，提前告别2026年世界杯还来得严重。原本只是江苏省内“十三太保（13个设区市）”的球场“内斗”，却在全国范围内“火”出圈，并因此带动大量文旅消费，搅热赛事经济，可谓“文体搭台，经济唱戏”的优秀范例。

“苏超”的成功令其他地方羡慕，一些地方于是跃跃欲试，想“抄”一下“苏大强”的“作业”，在本地也复制一个“某超”或“某赛”出来。据专家们分析，“苏超”成功主要有三大原因：一是江苏地市经济相对发达且较为均衡，“十三太保”均位居全国城市GDP80强之列；二是江苏足球发展水平较高，群众基础较好；三是江苏深厚的“地域梗”文化加持比赛，放大了赛事影响力。

看到这三大原因，许多地方犯了难：自家不具备这些条件，这“作业”没法“抄”啊。这两天，笔者和几个平时跟政府打交道较多的“懂球帝”朋友聊了聊，也是这个感觉。但我们也有所发现，就是“苏超”之所以能获得成功，还因为躲过了几个“陷阱”。对于其他地方政府来说，有些作业“抄”不来，但避“坑”经验还是可以借鉴的。

第一个陷阱是重大决策不遵流程，任由领导拍脑袋决定。拍脑袋决策祸国殃民，必须坚决避免。近些年来，各地贯彻依法治国、依法行政和科学民主决策卓有成效，但仅凭领导好恶拍脑袋决策，并且决策失误的情况仍时有发生。

例如，日前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10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。其中，江西省抚州市科学技术协会原党组书记、主席刘俊福，在担任抚州市临川温泉景区党工委书记期间，急功近利、好大喜功，不加论证短期内盲目引进打着生态发展等旗号的“特色小镇”项目，投入大量资金搞配套基础设施建设。因脱离当地发展实际，这些项目大面积烂尾，造成土地闲置、资金浪费。

“苏超”的设想也是江苏省领导提出的，但并非拍脑袋决策，而且一开始也不是“高举高打”，对赛区场地的要求仅为不低于2000座。据江苏省足球运动协会副主席王小湾对媒体介绍，去年12月份，江苏办了一个足球发展重点城市南京和苏州对抗赛，希望借此带动全省足球热潮，普及足球文化。尝试的反响非常好，省领导于是提出“苏超”的想法。随后，省政府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研究，各地政府共同发力。承办单位就赛事规程等反复征求各参赛队意见，共同完善。整个过程都群策群力，充分保证了民主。

可见，被网友们誉为“天才发明”的“苏超”，更是科学民主决策的产物。其他地方如果想举一反三搞自己的“某超”“某赛”，切记避开领导个人心血来潮盲目决策的陷阱，坚持科学、民主、审慎决策，同时密切跟踪实施效果，分析研判形势，适时进行调整。

第二个陷阱是包打天下，管得过宽过细。政府不是万能的。一些政府部门如果以为自己无所不能，什么都插一手，甚至直接代劳，往往会出问题。在这方面，远到上世纪末河南郑州设立“馒头办”，近到前不久河北三河的招牌“红改绿” 事件，都是教训。

反观江苏各级政府在“苏超”上的操作，则是简政放权、充分发挥市场创造力的正面例子。“苏超”联赛由江苏省体育局与13个地市政府联合主办，由各设区市体育局、江苏省足协、省体育产业集团联合承办。办赛过程中，政府只做了三件事：授权承办单位制定规则（依身份证号等确定参赛资格，每队最多限3名职业球员）；提供硬件设施保障（尽可能选择距离近的体育场，并且根据观众人数及时升级）；“围观”群众和媒体造“梗”玩“梗”（不指导示范发通稿，只要无伤大雅皆不干预）。赛事爆火后，各地政府才在招徕和接待球迷、游客方面主动作为。

有人说，“苏超”的成功，政府的放权、退后一步，反而激发出民间智慧、市场活力，堪称“神助攻”。诚哉斯言。当前，国家正在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推动政府职能转变。历史和现实证明，政府部门管得过多过细，既管不了，也管不好，还不利于激发市场活力，促进创新。发展经济，政府部门的职责主要是“搭台”，而不是“唱戏”。政府部门的“戏份”越多，市场的“戏份”就越少，观众也会越少，最后可能只能自娱自乐。

第三个陷阱是“赚钱”心切，与民争利。在媒体采访中，王小湾的一句话让笔者印象深刻。他说：“我们办赛的理念是以人民为中心。从培育足球市场角度而言，我们票还是要卖，但是价格就很亲民，比如说5块10块。”笔者查询发现，大多数“苏超”比赛的票价在10元左右，很多还随票附送小礼物，无疑是“亏本”的。尽管部分场次已被“黄牛”炒至200~500元，但官方票价依然不变。

官方数据显示，“苏超”第三轮场均观众已突破1.5万人，后面包括淘汰赛在内，还有至少65场比赛。如果平均票价增加一二十元，很可能依然好卖。有人就此觉得，主办方犯“傻”了。但在笔者看来，这正是“苏超”的高明之处。诚如外界所言，作为经济大省强省，江苏不差那几百万乃至上千万元球票收入，反而以区区几百上千万元球票钱，换来了全民狂欢和赛事经济火热，赞助商、合作伙伴盈门，以及空前的广告效应。这些收益如果全部换算成收入，何止以千万元计？

司马迁在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中提出，执政者对待百姓之道分为五等：“善者因之，其次利道之，再次教诲之，再次整齐之，最下者与之争。”可见，“与民争利”被视为下策。当前，我们的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也应抱有不与民争利的自觉，克制“赚钱优先”的冲动。经济搞活了，企业、老百姓赚钱了，相应的纳税增多了，政府自然能跟着多“赚钱”，否则无异于杀鸡取卵。

所以，从某种角度来说，政府只有越不想“赚钱”，才能越“赚钱”。有心“抄‘苏超’作业”的地方政府，不妨时刻提醒自己：“搭台唱戏”千万避开上述三大陷阱。

（作者系第一财经编辑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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